一瘸一拐的身影，在校园里行走了半个世纪，但留给人们的记忆却是“她很美”；
她一生五次与癌症交锋，抗争34年，却始终关注着世界发展和科学未来；
她引领一所大学走在开放、包容的学术前沿，被外媒赞誉为“中国的哈佛校长”。
她就是“中国半导体之母”，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大学女校长——谢希德。
年轻的谢希德
十年饮冰 热血难凉
“中国需要科学”这是谢希德的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常常对她说的一句话，这句话也像种子一般埋在她的心底，生根发芽。
所以，纵观谢希德的一生，她总是让自己站在科学的前沿，对先进的跟踪似乎已成了她的天性。
在国际上，半导体是1948年才拉开帷幕的学科，1956年后，竟在很短的时间内在中国奇迹般地遍地开花，谢希德就是中国半导体技术的奠基者。
犹记得，美国曾召开一场关于高温超导体的讨论会，瘦弱的谢希德挤不进大厅，只好在过道上站着听完整场学术报告。
别人佩服她精神好，年龄大了腿脚也不好竟然能站着听完一场报告，她说：“怎么办呢，世界物理学发展太快，我们稍稍地疏忽一点，就会被落在后面。”
据谢希德的学生回忆，50年代的大学教材多是用前苏联的，她则都是自己编写。
为了不让学生忙于笔记而忽略思考，她总是在上课前，人手一份地把讲义发给学生。
“中国的哈佛校长”
1983年，谢希德出任复旦大学校长。
当时复旦的资源并不多，改革开放也是处于基本阶段。为搞好教学和科研，她尽全力让复旦与国际交流。
所以，后来谢希德为自己找了一个别人想不到的工作——为学生出国留学写推荐信。她说，送学生出去，让知识回来。
谢希德当校长的几年里，平均三天就要写一封推荐信，每年要送走一百多位学生。
送出去的学生回来了，看见她在病榻上非常虚弱，心疼她，想代她写。她说，不行，你对这个学生都不了解，怎么写？
1984年，里根总统访华，并到当时还很简陋的复旦发表演讲，原因有二。
一是复旦在对外交往中体现出的活力四射。复旦每年都有优秀的学生出国留学，复旦的美研中心也为推动中美关系的友好发展贡献良多；
二是复旦这位女校长是他夫人在美国史密斯女子学院的同学，好友。
谢希德开创了复旦与世界交流协作的道路。她以独特的魅力将复旦推向了世界，国际媒体赞誉她为“中国的哈佛校长”。
美国国会为她升起了国旗
谢希德当校长时，创办的复旦美国研究中心，今天已是中国顶尖的研究机构，活跃着世界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。
上面这面美国国旗，是谢希德去世后美国众议员柯特·韦尔登送给复旦美研中心的。
原本过去的他一直投票反对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。
1988年，韦尔登访问中国，来到复旦后，谢希德与美研中心的同事一起去拜访他。美研的同志亲眼看到谢希德是如何驾轻就熟、娓娓道来地去做这位议员的思想工作。但其实谢希德并不是在这一天有所改变，她在对外交往中一直几十年如一日，不卑不亢，热情友好，以理服人。
韦尔登被这位老人的智慧和人格魅力所打动，他成了谢希德的崇拜者，并由此改变了对中国人的看法。他说，作为美国的议员，我为有机会与她一起推动中美关系走向新世纪而感到光荣。
美国国会专门有一天升起了这面旗，肯定谢希德作为杰出的中国公民，为促进美中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。这面旗升好了再拿下来，由韦尔登交给美研中心。
可以说至今也未再出现这种情况，美国国会升旗竟是为了一位中国公民。
1999年，谢希德应邀参加教师节活动，这也是她最后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。主持人问她五十年代时为什么冲破重重阻挠回到中国，谢希德的回答简单而有力——“我爱中国！”
中国万千教师，谢希德既是超凡卓越的那一位，也是平凡而普通的那一位。如所有老师一样，都盼着自己的学生越来越好，自己的祖国越来越强大！
